《2014—2015年中国年度诗人作品精选》 年选首发式

 

艾略特说过：“我们必须记着，一部作品是文学不是文学，只能用文学的标准来认定，但是文学的‘伟大性’却不能仅仅用文学的标准来认定”（《宗教与文学》）。

每位诗人都渴望写出伟大的诗篇。但是什么样的诗篇才称得上是伟大，艾略特的说法很能给我们以启发。在我看来，能够写出伟大诗篇的诗人，不仅仅是掌握了诗歌技能、技法的诗人，而且应该是有自由的心灵，有高洁的品格，有博大的爱情，有大胸怀、大视野、大承担的诗人。他的灵魂中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向上的，要向那崇高的灵魂的境界飞驰，一个层面是向下的，要执着地固守着大地，这二者的方向相反，但在他的诗歌中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概括起来，那便是仰望天空与扎根大地的统一。

当商品经济大潮和大众文化的红尘滚滚而来的时候，也许低俗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所有人都去低俗，而应当有中流砥柱来抵制低俗。也就是说，有陷落红尘的人，就应有仰望天空的人。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毫无疑问，诗人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天空的人。固然，天空是美的，如哥白尼所说：“有什么东西能够跟天空相媲美，能够比无美不臻的天空更美呢！” 不过，我们这里说的对天空的关注，不单是迷醉于天空的美，而是指天空所能给我们的启发与想象。实际上，对天空的关注，更是对把个人存在与宇宙融合起来的那样一种人生境界的关注。

人生是一个过程，寄居于天地之间，追求不同，境界也就存在着高低的差别。诗人郑敏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念书时，听过冯友兰先生讲“人生哲学”课。冯友兰把人的精神世界概括为由低而高的“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说一个人做事，只是顺着他生物学的本能和社会的习俗，对于他所做的事情的性质，并没有清楚地了解，处于浑沌的状态。功利境界，是说这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他的行为或是求增加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增进自己的荣誉。他所做的事，其后果可以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道德境界，是说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义”与“利”是相反相成的。求自己的利的行为，是“为利”的行为；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为）。他为社会的利益去做各种事，不是以“占有”，而是以“奉献”为目的。天地境界，是指在此境界中的人，知道人不但是社会的一部分，并且是宇宙的一部分。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在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他觉得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却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这样的人，就其形体而言仍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就其精神而言却超越了有限的自我，进入浑然与天地融合的最高境界，这也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作为人生最高境界的天地境界，与审美境界是相通的。一个人在审美境界中获得的“顶峰体验”，便是一种主客观交融的生命体验。此时，审美主体从拘囿自己的现实环境、从“烦恼人生”中解脱出来，与审美对象契合在一起，进入一种物我两忘、自我与世界交融的状态，精神上获得一种解脱，获得一种空前的自由感。《管子》上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天即宇宙，宇宙是人所生活的大环境，人只有和宇宙这个大环境保持一致，才能领略到人生之美、宇宙之美，抵达人类生存的理想世界和精神的澄明之境。

仰望天空便是基于人与宇宙、与自然交汇中最深层次的领悟，强调对现实的超越，强调内心的无限自由对外在的有限自由的超越，强调在更深广、更终极意义上对生活的认识，从而高扬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认识宇宙，也就是认识人类自己。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受到种种的限制，生命的有限和残缺使得人类本能地幻想自由的生存状态，寻求从现实的羁绊中超脱出来。而诗歌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象征形式，是力图克服人生局限，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一种精神突围。伟大的诗篇都是基于天地境界的。曹操的《观沧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就是因为它们传达了宇宙人生的空漠之感，那种对时间的永恒和人生的有限的深沉喟叹，那种超然旷达、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成为诗学的最高境界。

在现代优秀诗人的身上也不难寻觅出这种超然与旷达。宗白华曾这样描述自已的创作心境：“从那时以后，横亘约摸一年的时光，我常常被一种创造的情调占有着。黄昏的微步，星夜的默坐，大庭广众中的孤寂，时常仿佛听见耳边有一些无名的音调，把捉不住而呼之欲出。往往是夜里躺在床上熄了灯，大都会千万人声归于休息的时候，一颗战栗不寐的心兴奋着，静寂中感觉到窗外横躺着的大城在喘息，在一种停匀的节奏中喘息，仿佛一座平波微动的大海，一轮冷月俯临这动极而静的世界，不禁有许多遥远的思想来袭我的心，似惆怅，又似喜悦，似觉悟，又似恍惚。无限凄凉之感里，夹着无限热爱之感。似乎这微渺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我的《流云小诗》，多半是在这样的心情中写出的”（《我和诗》）。宗白华结合他切身体验所描绘的，正是一种自我与天地交融的审美心境。在这种心境下写出的诗，才能“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梁宗岱：《谈诗》）。

基于天地境界的诗歌写作即是所谓灵性书写，强调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即由欲望、情感层面向哲学、宗教层面的挺进，追求的是精神的终极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层体认。每一位诗人，因为所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会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但这些具体琐屑的人生经验永远满足不了诗人理想与情感的饥渴，他渴望超越。灵性书写，就是诗人实现精神超越的一种途径。

仰望天空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的超越，但这不等于诗人对现实的漠视与脱离。人生需要天空，更离不开大地。海德格尔说：“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这是由于审美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不是指向抽象的理念世界或超验的彼岸世界，而是高度肯定和善待现实生活中的个体生命与自由。因此，终极关怀脱离不开现实关怀。能够仰望天空的诗人，必然也会扎根大地，重视日常经验写作。把诗歌从飘浮的空中拉回来，在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这更需要诗人有独特的眼光，要以宏阔的、远大的整体视点观察现实的生存环境，要在灵与肉、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的冲突中，揭示现代社会的群体意识和个人心态，让日常经验经过诗人的处理发出诗的光泽，让平庸的生活获得一种氤氲的诗意。

这里要特别提及新世纪以来的关注弱势群体的诗歌写作，这不仅牵涉到诗人的伦理取向，而且关系到诗歌的内在质素。历史并非滋生幸福的土壤。诗是哭泣的情歌，大凡留传后世的伟大诗篇，都不是为统治者歌舞升平、为豪门描绘盛宴之作，而恰恰是与底层人民息息相关的。这绝非偶然。底层总是与苦难相伴，而苦难则往往孕育出动人的诗篇。伟大的诗人都有一种苦难意识，这里不单有对社会生活的苦难体验，更有诗人在精神上去主动承受苦难的一种人生态度。夏济安说过：“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耶稣基督在荒野里对魔鬼说：‘撒旦，走开！’这些都是两位教主生命中的大事，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悟到了‘道’，他们有了自信。这种内心的动作，应该和释迦托钵乞食，耶稣治疗麻疯病人这种外界的动作一样重要，甚或更为重要。”（《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 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如果没有释迦托钵乞食、耶稣治疗麻疯病人那样身历苦难，如果没有他们那颗博大的爱心，也就不会有他们得道时的“悟”，对诗歌之“悟”，亦可作如是观。

当然，作为诗歌，关注弱势群体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首先还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说世界。伟大的诗歌植根于博大的爱和强烈的同情心，但同情的泪水不等于诗。诗人要将这种对底层的深切关怀，在心中潜沉、发酵，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美与善的高度谐调与统一，也许这才是关注弱势群体的诗人所面临的远为艰巨得多的任务。

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世俗的红尘遮蔽了人性的诗意本质的时代，不能不让人思考海德格尔提出的一个有名的命题：“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如何为？”（《诗•语言•思》）在任何一个时代，诗人都不能把自己等同于芸芸众生。他不仅要忠实地抒写自己真实的心灵，还要透过自己所创造的扎根于大地而又向天空敞开的诗的世界，展开自觉的人性探求，坚持诗的独立品格，召唤自由的心灵，昭示人们返回存在的家园。

经过执行主编唐成茂先生、陈惠琼女士披沙沥金般的精心编选，《2014—2015中国年度诗人作品精选》即将付梓。成茂近年来专注于新诗歌运动的推动，不断跨地区举办诗歌活动，还担任了《诗歌月刊》等四本刊物的执行主编，呕心沥血为他人做嫁衣裳，为新诗的发展奔忙。成茂对诗歌的坚守和执着追求以及为诗歌建设事业付出的辛勤劳动令我感动。所以成茂希望我在这部精选集的前面说几句话，我爽快答应了。

因就我对当代诗歌的一贯见解，草成数语，其核心观念是“仰望天空”与“扎根大地”，不仅是我对当代诗人的期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2014年、2015年度优秀诗人的艺术追求。

感觉这本诗歌选本档次比较高，比较有品位，真的有些“出手不凡”。这本诗歌选本体现了“三多”的喜人情况，即：名家大腕众多、新锐先锋诗人众多、实力青年诗人众多。这本诗选凸显的“三多”现象，说明了编选者独立的文化精神、独具的诗歌眼光，打造精品的信心、决心和能力，“仰望天空”与“扎根大地”的理念、追求，以及弘扬诗歌文化、捍卫诗歌精神的责任感与胸怀。

近年来，国内文学选本很多，但成茂这个选本与众不同，必将在林林总总的文学选本中占得一席之地，甚至是重要的席位，所以非常值得期待。

是为序。